中西方对“什么是管理”这一根本问题的理解是不同的。西方人认为“管理是通过对组织的资源进行计划、组织、领导、协调和控制而快速地达到组织目标的过程。”西方管理强调管理目标和手段，偏重于从管理程序和职能来界定管理的本质。管理学主要是通过各种手段如何管理别人而忽视在管理他人的同时如何有效地管好自己，这就势必会在管理中造成管理主体的“缺位”。有一位西方哲学家说：“哲学家是教别人怎样做，并不要求自己这样做。”也许这位哲学家的思想成为了某些西方管理的理论基因。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崇尚人文精神、伦理道德和中庸和谐的“价值理性”的文化。中国人把管理的本质规定为一门大写的人学。人是中国管理哲学的出发点，同时也是它的落脚点。
诸子百家的管理思想尽管不同，但它们对管理的本质都有一个共同的认识，即认为管理是一门“以人为本”的“正己正人之学”，或者说是一门“以人为本”的“修己治人之学”，强调管理是始于“正己”而终于“正人”的过程。在《论语.颜渊》篇中，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这里所谓“正”，即“正人”包括“正己”与“正人。”所谓“正己”即是修身之义，就是强调管理者必须通过道德修养，提高自己的内在道德素质，树立自己的良好外在形象，实施成功的“形象管理”。在管理中管理者自己是主体。只有首先管好自己，才能管好他人。“正己”是“正人”的前提和基础，所谓“正人”是指在“自我管理”的基础上，如何提高对他人的管理水平与管理艺术，实施有效的成功管理。认为管理者身正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正己”是“体”，“正人”是“用”，这是中国管理哲学的两个不可或缺的基本要素。
古今中外的实践反复证明，中国管理的“正己”理论是有着强大生命力的。中国历史上自秦始皇以来的350多位皇帝，无论是“文景之治”的汉文帝、汉景帝也好，还是“贞观之治”的唐太宗李世民也好；还是康乾盛世的康熙大帝、乾隆皇帝也罢都在“正己”方面留下了许多值得后世称道的芳规嘉行。比如汉文帝是一位仁爱治国、爱护民众、自身节俭的皇帝，自己用的旧马车都舍不得更换。在文帝统治时期废除的肉刑，在灾年免除全国税收一年，汉文帝给民众休养生息，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对于大汉王朝来说，如果说汉高祖刘邦夺取天下功不可没，那么汉文帝治理天下彪炳史册，汉朝的富强从文帝始。唐太宗李世民的文治武功自不必说，《贞观长歌》中有一段关于李世民与郑仁基之女丽琬的恋情，两个有情人终不能成眷属，其原因是丽琬自小曾与陆家公子有婚约，加之魏征等大臣的反对。这些因素对于一国之君来说都是次要的，主要的还是李世民自己治国爱民的社会责任和“正己”的道德底线。这些细节足以折射李世民“贞观之治”的“正己”光芒。大清朝的康熙皇帝少年登基，执掌朝政61年。不仅取得了智除鳌拜、削平三蕃、抗击沙俄、统一台湾、平定噶尔丹、整顿吏治招缆人才、废除圈地、改革赋役、发展生产的旷世奇功，而且克勤克俭、勤奋敬业，严于律己。康熙既是一位雄才大略的政治家，还是一位博学多才的科学家，他本人在自然科学方面的成就与贡献与历代帝王相比，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他曾认真地学习了代数、几何学、地理学、地震学、天文学、医学、解剖学、农学、气象学等自然科学知识，重视科技的推广和应用。康熙还是一个勤奋敬业的皇帝，他一生刻苦读书，勤于理政，每天凌晨三四点钟处理政务，据说在260多年的大清王朝，康熙皇帝是批复凑折最多的皇帝，康熙皇帝严以律己，做出表率。在他出巡的时候，有些官员为讨好他而敬献美女给他，康熙非常反感这种诱惑和腐蚀，并对这些官员予以惩办，他的这些做法，在中国封建帝王中属于罕见。这些品格也是成就“康乾盛世”的重要因素。
在我国历史上也有许多疏于朝政、腐败堕落的皇帝，这样的管理者只能将国家推向混乱和败亡。比如明朝天启皇帝朱由校疏于朝政，沉溺玩乐，将权力交由太监魏忠贤和奶妈客氏，大批国家忠良遭到陷害，整个国家政治混乱、经济停滞，社会矛盾激化。老祖宗朱无璋打下天下，被这帮后代逐渐葬送。
古今中外成功的管理者，都是品德高尚者，严于律己者。品德低下的管理有可能名噪一时，但最终可能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因此，要想做一个成功的管理者应该加强品德修炼，正人先正己，增强典范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