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市的时间偏好

根据人们的时间偏好，现货要比期货值钱。居民将货币收入存入中介机构如银行，或者直接借给债务人，要收取一笔高于现货的溢价。期货与现货之间的溢价，中世纪的天主教会称之为罪恶的高利贷，现代经济学家称之为利息。银行再将作为期货的货币借贷给企业家，此时，货币收入变成企业家投资的资本。时间偏好的夸张体现，是资本(股票)市场。经济体内居民的整体时间偏好水平(时间偏好率)，决定着期货溢价的高低，也决定着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供给。因此，时间偏好决定着货币利息和投资利润。 　　对居民来说，时间偏好是个消费概念，对企业家来说，时间偏好是个投资概念。据说美国人的消费偏好是一种前瞻性消费，就是习惯于将2019年的钱在2009年花掉，不知2008年的金融危机会不会让美国人改变这种偏好。与此对应，咱们中国人更倾向于将2009年的钱留到2019年来花。邻居家70多岁的老太太绝没有想到，自己几十年的这种储蓄习惯，居然被大洋彼岸的美国财政部长指为金融危机的源头之一。这且不提。 　　现代的中央银行常常利用居民和企业家的时间偏好来调整利率。学者焦鹏的研究表明，1983年-1993年期间，我国城镇居民消费对利率的变动极为敏感，居民消费缺乏平滑性，消费起伏较大；1994年-2006年期间，居民消费对利率的变动极为迟钝，居民消费富有平滑性，消费起伏较小。显然，后一种趋势2006年后仍然在延续，也许必须经过多次利率调整(加息、降息)，才会对居民消费的时间偏好产生一定影响。 　　譬如，2007年10月之前，房地产市场爆热，房价飞涨，央行连续多次加息。每次加息，都有专家站出来提醒购房者要警惕连续加息后的高利率风险，但未能挡住楼市抢房者的脚步。同样，2007年10月之后，央行多次加息，也未能将观望的消费者赶回到楼市里。这既是居民对利率变动迟钝的体现，也显示其住房消费的时间偏好出现了阶段性平滑的特征。 　　消费者的时间偏好曲线，理应跟随市场的内在频率而变化。这种偏好在外来因素的作用下，是可以被改变的，但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不主张人为干预，而是应交由市场来自由调节。人为的干预，短期内可能会达到干预者的目标，但长期来看将会延长市场的自我调整时期。如通货膨胀必然是滥发货币的货币政策的必然结果，而通货紧缩则必然伴随着紧缩的货币政策。半个多世纪以来，各经济体政府更多采纳了凯恩斯主义中的国家干预主张，力图改变市场消费偏好，为经济和社会目的服务，治理通胀和通缩如是，每当危机来临更甚。 　　上文提到，制止房价猛涨，中央政府部门的对策是取消住房消费的优惠措施，并加收税费，连续加息，收紧信贷。消费者的时间偏好确实被改变了，作为企业家的地产商，投资偏好也被改变了。但没想到，多重政策施加之后，房地产市场日渐萧条，这似乎并非政策制定者的初衷，何况又遭遇了国际性的金融危机这一背景。 　　于是，中央和地方的政府部门决定再次改变楼市的时间偏好。这就有了接连不断的房地产救市政策的出台。去年下半年以来，无数救市政策施加之后，楼市并未立即展开反弹。许多人便认为是救市力度不足，呼吁应出台更多更激进的救市政策，包括所谓购房入户，其目的无非是想迅速改变人们的消费偏好，实现立竿见影的房地产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