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上，中国政府承诺“到2020年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媒体报道称，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会上问过中国企业家代表团成员万科董事长王石“这个目标能不能达到”，后者确定“可以达到”。
王石的信心被认为有据可依。国际能源署指出，建筑能耗占世界终端能耗总量的35%，是最大的终端用能部门。中国建筑耗能尽管在全社会总能耗中的占比并没有准确说法，但业内专家们普遍测算，目前全国终端能耗中建筑耗能占20%～26%，较改革开放之初的10%上涨了约1.5倍——作为全球最大的房地产开发商，万科也被认为理应承担相对应的节能责任。而能源界多年来的研究和实践表明，建筑节能与工业、交通等领域的节能相比，潜力最大、最易产生效果。
但这不意味着建筑节能容易实现。国际环保组织自然资源保护协会不久前出了一份62页的报告《用对标与公示撬动建筑节能市场——纽约等城市国际经验的启示》，发现搜集公共建筑能耗数据是一项难以完成的任务，搜遍网络，结果寥寥，只能在报告中呼吁用公示等手段来推动公共建筑的节能减排。
这番看似没有直接关系的报告，不小心击中了中国公共建筑节能工作的软肋。
（一）控制建筑能耗增量的压力
“建筑能耗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我们未来是否会遇到能源危机。”原住建部副部长仇保兴在2014年两会上的发言让建筑学界人士深以为然。
由于国家发展程度和模式不同，美国、欧洲、日本等发达国家建筑能耗占终端能耗的比例近40%，而中国则是工业能耗一家独大，占社会总能耗近三分之二。清华大学建筑节能研究中心发布的2014年《中国建筑节能年度发展研究报告》显示，2012年中国建筑总能耗为6.9亿tce（吨标准煤），占全国能源消费总量的19.1%。“从人均消耗量来看，一个中国城镇人口建筑运行消耗的能源仅为美国人的1/7。”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建筑节能研究中心主任江亿说。
美国促进节能经济委员会（ACEEE）发布的一份《2014年国际能源效率计分卡》显示，与德国、法国、西班牙、巴西等其他15个经济体相比，中国的住宅每平方英尺（约合0.093平方米）的能量消耗更少，建筑节能单项在16个国家中排名第一。
但是，现在建筑用能少，“反过来也说明增长的风险非常之大。”江亿说。
2014年7月8日在北京发布的《BP世界能源统计年鉴2014》显示，中国2013年能源消费占全球消费量的22.4%、全球净增长的49%，仍是世界最大的能源消费国。在工业制造端的能耗仍然面临增长压力的情况下，“如果建筑用能也跟着涨起来，总量控制将面临巨大挑战。”因此，江亿强调“必须维持建筑的低能耗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
然而，快速城镇化中的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建筑市场，每年新增城乡建筑面积达20亿平方米。在约460亿平方米的既有建筑中，260亿平方米的城镇建筑大部分为高耗能；200多亿平方米的农村建筑面临商品能耗持续增加、生物质能使用量快速减少的问题。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建筑能耗总量增长不可避免。
按照中国安全和科学的能源发展规划，清华大学建筑节能研究中心测算，到2020年中国有把握可供应的能源总量约为40亿tce，综合平衡工业、交通的用能需求和发展，建筑运行用能上限只有10亿tce（2012年中国建筑总能耗为6.9亿tce）。
快速增长的用能需求和有限的供应，使得建筑节能压力尤为突出。
“控制总量大家都认可，最难的是怎么控制。”中国建筑节能协会副会长林海燕说。
多数建筑未达国际节能标准
众所周知，目前中国建筑用能中十分突出的问题是能源利用效率低，与相同气候条件的西欧或北美国家相比，中国住宅的单位采暖建筑面积要多消耗50%～100%的能量，而且舒适性较差。与发达国家相比，公共建筑能耗也比较高。
此外，建筑围护结构传热系数指的是建筑通过墙体、玻璃等围护结构传递热量的指标。这个系数越大，能量传导越多，建筑的节能效果越差。国外主要发达国家的各项建筑围护结构传热系数的标准比中国低。按照采暖度日数相当于北京地区的美国和加拿大来看，北京的屋顶传热系数是加拿大、美国的3倍，外墙传热系数是加拿大、美国的2倍，窗户传热系数是加拿大的11倍、美国的15倍。可见中国建筑节能标准较低，未来仍有很大提升空间。
而公共建筑又占了建筑能耗的大头。早在2007年，住建部就披露了一堆数据：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和大型公共建筑年耗电量约占全国城镇总耗电量的22%，每平方米年耗电量是普通民居的10～20倍，是欧洲、日本等地同类建筑的1.5～2倍。
像这样一针见血的官方数据，在各类文件、报告中还有好多。从1996年到2011年，我国公共建筑总面积从27.6亿平方米增长到79.7亿平方米，单位面积能耗从62.0kWhe/m2增长到了75.7kWhe/m2。从第十届“清华大学建筑节能学术周”上发布的《中国建筑节能年度发展研究报告2014》中的这组数据可以看出，随着我国城镇建设的飞速发展和经济水平的提高，公共建筑总面积和总能耗也呈迅速增长的趋势，成为建筑领域里的耗能大户，如何推动公共建筑节能成为建筑节能工作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二）“节能建筑”不节能的怪相
然而，在国家大力推动公共建筑节能的同时，公共建筑的能耗却居高不下。
近年来，很多节能空调、热泵等新技术、新工艺应用于公共建筑，力求达到提高能效、减少能耗的目标。但是，节能效果却并不理想。我国有不少地方建设的节能示范楼或者低能耗楼的实际运行能耗却高于同样功能的一般建筑。包括获得LEED认证的绿色建筑中，也有相当多建筑的实际运行能耗也高于同功能的一般建筑。欧美近20年建设的新型商业建筑采用了很多高效节能技术，其中相当多的建筑实际能耗也高于同功能的一般建筑。
一位知情的业内人士透露：国内某高校参与修建的节能示范楼，刚建造时许多专家、许多企业挤破脑袋都想参与进去，以能参与该项目为荣，哪怕沾点边也行。尽管该示范楼建造面积不大，但是采用的新技术、新产品不能不说是高、精、尖，在当时的确轰动一时。国内展销和研讨会来了许多批次的参观人员，大家都给予一致的评价“好！很好！”包括很多政府机构、行业组织和众多媒体在内都是如此。可现在呢，对于该示范楼的状况，那些曾经沾过边的所有人都不愿意提及。
再如某政府部门修建的新办公楼，美其名曰高舒适智能化建筑，所有的节能技术都使上了，智能控制照明，人来灯开人走灯灭。空调也是人来就开人走就关，整栋建筑通过室内温度的监控来调整运行，当室内的温度高了就自动启动，室内温度低下去了就自动关闭。大楼的门窗也采用非常高档的断桥铝合金、镀膜玻璃。
“尽管采用了这么多的新技术产品，但它仍然是耗能大户，完全忽视了所有控制开关都不会因人的意愿而改变，太耗能了，没辙！作为政府工程建造成这样，让民众怎么信服，怎么照着去推广做示范？”该人士感叹道。
“追求能效”还是“降低能耗”
“面对这样的事实，就值得我们深思：为什么提高了能效，实际能源消耗量还增高了呢？”江亿分析说，这是因为实际建筑运行的能源消耗不仅与能效有关，还与使用模式、运行方式、服务水平等诸多其他因素有关。
如果认为能源效率提高了就可以敞开使用，就会带来使用模式和生活模式的变化，导致能源需求量的增加。当实际使用的能耗比建筑能效提高后节约的能耗还多的话，最终结果就是建筑的实际能耗不降反升。江忆指出，建筑节能的最终目标应该是实际能源消耗的降低。
他列举出一系列高耗能的“低碳建筑”，比如2007年建成的科技部21世纪议程中心，实际运营能耗为74kWh（千瓦时）/平方米；2010年建成的环保履约中心大楼，运营能耗为76.04kWh/平方米；而号称建造“低碳地产”的南京朗诗国际，其平均建筑能耗在40kWh/平方米以上，比南京市的平均水平高出一倍。
林海燕则表示，节能示范建筑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展示和测试多种不同的节能技术，但效果不一定好，还有一类是展示节能效果，其目的就是节能”。
而之所以有些建筑看似节能但实际能耗极高，江亿认为是不同的室内环境营造理念造成的。比如原本用时才开的柜式空调改成了中央空调，获得了较高的系统效率，但是新系统改变了使用模式，让你被动接受它所提供的效率，结果导致净消耗量的增长。
这里存在一个分歧：建筑节能的目的是“追求能效”还是“降低能耗”。比如甲楼用10公斤标准煤提供了10度的热量，而乙楼采用节能技术，用15公斤标准煤提供了30度热量，乙楼换算一下，提供10度热量仅需要5公斤标煤。但是江亿并不认为“乙楼建筑更节能”， “实际消耗15公斤标煤”才应该是关注重点，“凭什么多耗能还要号称自己更节能？”
为此，业内专家认为，一方面需要在新建项目中反对提倡“高、新、大、奇”和盲目现代化，控制新建高能耗大型公共建筑总量，尽可能发展与自然和谐的“普通公共建筑”。另一方面，要提倡“用数据说话”，即从实际能耗数据出发认识建筑节能问题，把考核各项措施的效果也落在建筑能耗数据上，而不是用安装了多少项节能装置或节能技术来评价，逐步把公共建筑节能工作从“比节能产品节能技术”转移到看数据、比数据、管数据，真正实现能源消耗量的降低。
（三）节能监管体系面临两大挑战
我国于2007年下半年启动全面建设公共建筑节能监管体系的工作。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的《关于2013年全国住房城乡建设领域节能减排专项监督检查建筑节能检查情况的通报》，截至2013年底，全国累计完成公共建筑能源审计1万余栋，能耗公示近9000栋建筑，对5000余栋建筑进行了能耗动态监测，在33个省市（含计划单列市）开展能耗动态监测平台建设试点。
然而，我国公共建筑能耗监管体系的建设仍面临一些问题。《报告》指出，当前，一个突出的问题是能耗数据质量参差不齐。技术层面上的统计口径，如建筑面积的界定、建筑能耗的边界、不同能源种类的转换方法等在具体操作过程中仍不够规范，导致部分统计数据意义不清、可信度不高。另一个是发挥能耗数据作用的问题，特点是如何充分共享宝贵的能耗数据，吸引全社会的智力资源分析数据、使用数据，将能耗数据的价值发挥到极致，而不是将其“束之高阁”的问题。
《报告》认为，如何提升和保证公共建筑能耗数据质量是当务之急的工作，在解决能耗数据“有和无”的问题基础上，一定要尽快解决能耗数据“好和准”的问题。此外，如何充分利用监测平台的实时分项能耗数据和各种资料，切实推进公共建筑节能，避免建设的投资浪费，也是当前必须认真解决的。
控制总量实现建筑节能
目前，我国已颁布实施的建筑节能标准多是以强调建筑节能过程的管理与控制为主，涵盖了建筑设计、建造、运行和评价环节，包括对节能技术措施应用的规定，但未能体现结果导向，即对实际建筑能源消费量控制的要求。
江亿认为，要实现建筑节能目标，就要明确建筑能耗的总量，限定建筑的用能上限。
他介绍说，2012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立项的国家标准《建筑能耗标准》（以下简称《标准》）编制工作就是从这一目标出发，希望通过规定符合我国当前国情的不同类建筑能耗的指标数值，以控制实际建筑能耗数据为手段，逐步实现民用建筑能耗总量控制。经过两年的努力，《标准》已于去年年底发布征求意见稿，预计几个月后正式发布。《标准》将破解目前我国建筑节能管理工作无能耗参考值的障碍。
江亿介绍，《标准》是按我国建筑能耗总量控制要求确定各类建筑能耗指标，并为每类建筑的用能指标明确两个数值，即约束值和目标值。约束值是一条“红线”，建筑能耗不能超过这条“红线”。当建筑的实际能耗比目标值还低就真是节能建筑，当实际能耗比约束值高时就应该整改。目标值可以比较清晰地判断一个建筑的能源消耗状况处在什么水平。“《建筑能耗标准》实际是以用能数据为导向的建筑节能思路的一个基础性工作。”江亿说，“对于新建建筑，尤其公共建筑、商业建筑，在规划阶段可以根据《标准》把用能上限总量规定出来，明确写在规划任务书里。例如，10万平方米的写字楼，一年用电总量不能超过700万度电。设计单位在做设计方案时就有了抓手，就要考虑和分析如何保证一年不超过700万度电。在设备招标的时候，可以把能耗总量分解到各个分项，在设备测试、考察以及实际运行中，就可以拿这个数去约束运行管理部门，便于问题和责任的查找。”
（四）难看的能耗公示也比掖着藏着强
很显然，国家很早就意识到了公共建筑节能减排的巨大潜力，在近8年间，出台了诸多意见、方案、条例、通知，要求各地政府相关部门进行公共建筑的能耗统计及公示。
8年前，住建部就公布了《关于加强大型公共建筑和政府办公建筑节能工作的通知》。后来国务院颁布的《民用建筑节能条例》、《公共机构节能条例》，提出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应当进行调查统计和评价分析，并将采暖、制冷、照明的能源消耗情况依法向社会发布。
还有更多案牍上的规定，言之凿凿，国家部委的行动貌似亦掷地有声。在2010年，住建部开始全国性的普查，全面统计建筑面积大于3000平方米以上的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单体建筑面积大于2万平方米的大型公共建筑的基本信息和能耗信息，对每一栋政府办公建筑和大型公共建筑建立“民用建筑能耗统计台账”。按照住建部公布的信息，截至2012年底，全国累计完成4万余栋公共建筑的能耗统计。
而且，从2007年开始，住建部还在北京、天津、深圳率先建立大型公共建筑能耗动态监测平台。试点5年来，住建部已累计监测了建筑3680栋。而上海还要求各区县建立监测子系统、子平台。
到这一步，事情的进展似乎非常完美。然而，这些数据在哪里可以查到？
住建部最新的数据是，截至2013年底，全国累计公示公共建筑能耗近9000栋。但要找到这些公示数据很困难，而且数据不完整、统计标准不一致。如此光鲜的数字背后，依然是一地鸡毛。网上确有零散的地方公示信息，但是，有的洋洋洒洒一片空格，只填了用电量，这是最常见的；甚至有的只统计了公共建筑数量，其他能耗信息均无。
前文提到的自然资源保护协会的报告亦指出能耗公示存在诸多问题。
而且，住建部数年前的全国普查、监测平台的动态数据，等等，这些到底在哪里？那么多文件、法规里的“依法公布”，如此经不住仔细推敲吗？
自然资源保护协会的报告并非一番无用的“废话”。近年来，超标的政府办公楼屡见报端，各地商业广场、写字楼等鳞次栉比，各地竞建博物馆、体育馆等地标……其浪费、奢华之况，已多有舆论指责。其背后的用电、用水、供热（冷）等能耗，几乎成无底洞。
要弥补这个无底洞，唯有强制性的能耗公示。但“公示”二字已成陈词滥调，珍贵的是公示之细则。当然，统一标准、制定能耗细项、确定奖惩举措等亦不可或缺。业内人士建议，将各省会城市的政府办公楼定为第一批公示对象，哪怕数据难看，也比目前的自欺欺人要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