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跟大家说三个观点：第一个观点，当前房地产对门业的影响不太大。第二个观点，日本地震海啸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不太小。第三个观点，号召大家听老婆话，跟党走。
第一个观点：房地产对门业的影响不太大。政策打压的是价，不是量，打压的是投机，不是投资。中国房地产狂飙突进15年，与其相应的刚性需求有很大关系。譬如，居住的功能，这就是刚性需求。中国的房子建得远远不够，市场需求很大。建设部去年发出一条消息：“未来十几年中国现有的房子，有50% 需要推倒重建。”因为改革开放三十年，建的房子差不多了。大家从地级市来的不少，在座的经销商朋友1200家，大概有70%来自于地级市。数据显示，在地级城市里面，相当一部分，甚至60%的房子，在未来十年需要推倒重建。新农村改造、城镇建设等，对房子的需求是相当大的，因此专家提出，我们现有的房子数量远远不够。
另外，还有三代人的住房问题。可能大部分家庭都有三代人的问题，我们这一代人自己有房子了，儿子、儿媳妇不愿意跟我们住在一起，我们跟老人住在一起也不方便。但是现在三代人有三套房子的占多少?可能不到三分之一，还有三分之二的三代人需要三套房子，而目前只有一套房子，所以我们一定要区别房价和房量。就算近一两年新的房子没有建，老的房子还有60%以上等待装修。前三年突击高价买房子的那些人，把钱全都扔在房子上了，没有装修，没有家具。因此，在未来的一年到两年之中，家居行业会慢慢消化前两年突击买的那批房子，等不到把那批房子消化完，房子又恢复到正常的放量。因为大部分人前两年主要是在投资，住房的比较少。
再者，今年的房子，房价下降是肯定的了，但它影响的只是建材、砖头、水泥、沙子、钢筋这四个行业，对家居行业、装饰行业基本上没有影响。还有一个二次装修的问题。大部分在建房地产工地上都有八个大字：“百年大计、质量第一”。所以建材要求百年大计，70年不能动，或者50年不能动，但是装修能100年不动吗?个人装修最多10年就要重装，单位、工厂、商店装修，5年甚至两三年就要装修一遍，所以二次装修的量远远超过一次装修的总量。装饰产品、家居品远远比建材产品的市场量大，这是二次装修的缘故。
因此，未来的房地产降价与我们门窗行业关系不是太大，可能门窗的需求量还会有上升。数据显示，未来五年，中国的泛家具行业，包括门业，每年将以20%的速度递增，大概五年会翻一番。
第二个观点：日本这次海啸地震对中国的影响不小，日本制造将转移中国。
首先说明一下我的观点，我非常同情日本人民，也曾经呼吁我们的员工捐款，我们要区别看待日本军国主义思想和日本人民，我们仇视日本军国主义，而我们同情日本人民。纯粹从经济的角度上看，日本这次地震、海啸、核泄漏等一连串自然灾难，对中国经济未来10年的发展有利，它将促使日本制造业大量转移到中国。首先，地震和海啸过后，日本岛内的汽车工业、食品、海洋制品、电子工业等众多行业会遭受重创，未来三至五年甚至更长一段时间，日本相关产品很难出口国外。其次，教育、旅游等与外国人有直接联系的行业也将难以维持。试想，这几个行业的产业链断裂之后，这些人如何生存?一旦这个链条卡住，整个行业根本就玩不转，很多社会问题就会接踵而至。
此外，日本是一个能源极度紧缺的国家，核能是日本的能源支柱行业。这次海啸破坏的日本核设施能恢复多少?恢复不了的份额用什么来填补?不论是对日本人还是外国人来说，这都是一个未知数。如果日本重新建核施设，哪一个地区还敢承建?能源短缺，对日本经济来说，等于人体供血不足，身体机能必然会受到影响。还有就是人才问题。由于日本岛严重的核污染，很多人才和资本会大量撤离这个是非之地。
近20年来，日本制造业呈现“空心化”趋势，装配工厂早已陆续迁往世界各地，留驻本岛的大多为高附加值的零部件厂、研发中心等。后者位于全球制造产业链的最高端。此次受灾最重的宫城、岩手等县是汽车及电子产业的大本营。行业最新的动向告诉我们：中国将成为“日本制造”的转移阵地。
虽然外迁可能招致核心技术泄露，但日本别无选择。从保护知识产权的角度看，欧美是首选。但欧美金融危机不知何时结束，再加上人力及资源成本较高，日本制造转移到发达国家的可能性极小。日本制造业会转移到近年来制造业迅速崛起的东南亚一带吗?东南亚发展中国家如印度、越南等经济相对欠发达，虽然生产成本较低，但产业链配套不完善，满足不了现代企业生产所需的硬性条件。因此，权衡利弊后发现，将产业转移到中国大陆，是日本大部分企业目前的最佳选择。
第三个观点：号召大家听老婆话，跟党走，与政府建立良好关系。
有一句玩笑话是这样说的：“多吃菜，少喝酒，听老婆话，跟党走。”听起来俗气，可笑，但仔细揣摩，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20 世纪60、70 年代，四川有个牟其中，每次做事都与当地政府唱“对台戏”，结果撞到“枪口”上，最终成了阶下囚。“文革”期间，他因反动言论坐牢，虽然后来成了他东山再起的政治资本，但“文革”蹲大牢的罪，他毕竟还是受了。试想，如果他是“文革”后再发表那些政治言论，岂不是成为政治理论家了吗?当时的政治气候森严，谁都不能乱讲话，否则吃不了兜着走。出狱后，他做生意赚了钱。但后来又因犯“投机倒把”罪而进了监狱。如果他推后几年再做这生意，岂不成创富典型了吗?那年月，天天在“割资本主义尾巴”，做生意肯定要吃亏。再后来，他用食品换飞机，既挣了钱，也出了名，但不幸的是又赶上全国整顿金融秩序，他又因偷税漏税在北京被抓。列举上述事例，并非是说牟其中生不逢时，也不是说他有多倒霉，而是说他不识时务，或可以说是不懂政治。
我认识这么一位高人，“文革”时他身兼四职，红得发紫，同时任××市革委、×× 县委常委、×× 公社(镇)党委书记兼当地大队(村)党支部书记。“文革”后期，因他属“四人帮”线上的“造反派”而下台。“文革”后，他无官一身轻，又积极参与当地的发家致富运动，靠贩卖生皮生活，不但发了大财，还在当地又一次扬眉吐气。过春节时，他家贴了一幅对联：上联是：“毛主席让我夺权我夺权 ”下联是：“邓小平让我赚钱我赚钱” 横批：“永远跟党走”。与上面的牟其中相比，这位高人可谓达到了“识时务者为俊杰”的至高境界。
(文：骆合理 深圳亚太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