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重构定价规则与货币体系、完善多层次大宗商品市场体系，助力我国争取大宗商品定价权
重构定价规则与货币体系争取大宗商品定价权
我们一直强调要争夺大宗商品定价权，然而如何界定我国主导的大宗商品定价权？以人民币作为大宗商品定价货币就是我国主导的大宗商品定价权，价格高低不重要，“价格可承受，资源可控制”就是争夺大宗商品定价权的目的所在。而“一带一路”战略将通过输出基础设施建设、控制沿线资源和建立以中国为主导的贸易规则，以及人民币国际化的方式重构定价规则和货币体系，进而推动以人民币作为大宗商品的定价货币，争取大宗商品定价权。
一箭三雕重构定价规则，提升大宗商品定价能力
“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可谓是一箭三雕：产业转移、掌控沿线资源以及形成中国主导的贸易规则，而这三大目的将从不同的路径全面提升我国大宗商品的定价权。
1.产业大挪移，影响定价规则
伴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以及反腐倡廉、八项规定的逐步深入，新世纪以来的大规模造城运动基本结束，与之配套的相关产业全面过剩，产能过剩已经从钢铁、煤炭、汽车、造船、玻璃、电解铝等行业扩展到许多所谓的新兴产业，国内已难觅非产能过剩行业。从整体来看，我国全部产业产能利用率不超过65%，远低于世界通用标准85%，消化过剩产能已迫在眉睫。而我国传统出口相对单一，以欧美日为主，但这些国家市场开拓已较为充分，增量空间相对有限。
依靠“一带一路”战略，通过通道、渠道建设实现“路通”，进行过剩产能输出将是我国消化产能过剩、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的有效抓手。过剩产能输出的背后是产业转移。未来几年，我国会将已经失去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和部分资本密集型产业，依次转移到“一带一路”周边及沿线国家，从而构筑起以我国为主导的新的“雁阵模式”，实现区域国家的经济互补，建立和健全供应链、产业链和价值链，促进泛亚和亚欧经济一体化，打造命运共同体。而作为“雁首”的中国有望建立一个以中国为主导的贸易关系，并整合“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大宗商品的需求，将单一的中国需求变为以中国主导的区域性需求。
此外，大宗商品进入熊市后，市场进入买方市场，资源型国家和企业掌握的话语权受到削弱，供需双方谈判力量的颠倒，中国作为需求端的主要力量，其议价谈判力将显著提升。借此，中国完全可以影响大宗商品的定价规则，进而提高我国大宗商品定价权。
2.利用沿线资源，提升大宗商品定价权
“一带一路”涉及65个国家，这些国家大多是新兴发展中国家，典型特征是自然资源丰富而基础设施落后。中国则恰恰相反，原油、铁矿石等资源性大宗商品外贸依存度相当高，而许多基建行业却处于过剩状态。如此，中国与沿线国家可以实现优势互补。此外，这些国家几乎均是非美势力范围。如此，中国成功避开美国，利用现有的双边、小多边、多边等机制，搭建一个以中国为核心的、灵活开放的战略伙伴关系网络。通过与沿线国家平等互利的自由贸易、控制交通运输、参股大宗商品生产、提供金融服务等方式，降低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宗商品贸易的交易成本，并与沿线国家联合起来发出亚洲声音，提升相关大宗商品的定价权。
以原油为例，页岩油的成功开发标志着美国能源独立战略的成功，美国迅速从最大的能源进口国变为能源自给国，在未来甚至成为原油的净出口国。中东地区的战略地位随之降低，美国得以重返亚太，以遏制经济实力迅速增长的中国。在此背景下，中东需求替代美国的原油进口国，实现出口市场多元化，而中国则需要保证中东原油稳定持续供应，打破美国对我国海上运输通道的钳制。中东地区作为最大的原油输出地与作为原油净进口国的中国以及中亚、俄罗斯联手，推动原油贸易以人民币计价，使上海国际能源中心推出的原油期货成为继伦敦洲际交易所的北海布伦特原油、美国纽约商业交易所的WTI原油和迪拜商品交易所的阿曼原油期货之后的又一定价基准期货合约，进而提升中国对原油的定价权。
3.主导区域贸易规则，影响大宗商品定价权
长期以来，我们对外开放一直强调与国际接轨，所谓的“轨”就是国际惯例，就是通过马歇尔计划具体实施的、由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的国际货币体系，利用三大经济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关贸总协定（现WTO）推进的。目前，“亚投行”将会借鉴多边开发银行通行的经验和好的做法，形成更符合“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融资规则，而“一带一路”战略以基础设施建设为先导，逐步向多边贸易扩散，进而形成由亚洲人主导的区域性贸易规则。由于“一带一路”和“亚投行”均由中国发起建立，并且中国占据了“一带一路”国家30%的人口、50%的GDP，在“亚投行”中的话语权最重，这个区域性的贸易规则必然是由中国主导的。
此外，网络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是“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通过网络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借助互联网开辟出“信息丝绸之路”。在现有的全球贸易规则的条例无法满足小企业迅速成长需要时，互联网将会打破传统的贸易壁垒，促进“民主、平等、开放”的贸易新秩序的建立。互联网依托于智能终端、大数据、云计算、宽带网络与产业相融合，一改过去工业经济时代标准化、规模化的生产模式，更加注重用户体验，追求量身定做，颠覆原有的传统模式，实现制造业向智能化转变，推动各行业实现“4.0革命”。借助互联网的颠覆与重构，我国不仅可以实现弯道超车，同样可以在“一带一路”区域内主导形成新的贸易规则，并通过区域贸易规则的实行影响我国大宗商品的定价权。
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全面提升大宗商品定价权
目前，全球大宗商品定价权几乎都由美国掌控，美国之所以能够掌控大宗商品定价权是因为美国通过布雷顿森林体系使美元成为国际的主要结算、计价货币，进而成为大宗商品的定价货币，而我国要获得大宗商品定价权，应借鉴布雷顿森林体系，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全面提升大宗商品定价权。
布雷顿森林体系是二战结束后建立的战后全球经济金融治理结构，该体系由国际复兴开发银行（世行前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1948年成立的关贸总协定（WTO前身）三大支柱构成。布雷顿森林体系通过“双挂钩”建立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并通过马歇尔计划付诸实施。马歇尔计划负责输出基础设施，而世界银行和货币基金组织提供投融资服务，并贯彻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规则的实施，这样确保了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并使美元全面介入欧洲贸易结算的各个环节，美元霸权由此确立。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美元与黄金脱钩，转而借助其世界货币的惯性，与最重要的大宗商品——石油挂钩，成为大宗商品的计价、结算货币，进而获得大宗商品定价权，维持其美元霸权地位。
1.扩大人民币使用范围，增强人民币计价功能
我国目前进行的“一带一路”以及发起成立的“亚投行”将会推进我国人民币的国际化，提升人民币对大宗商品的标价力，进而提高我国大宗商品的定价权，但是“一带一路”与“亚投行”的背后是平等合作关系而非援助关系。因此，在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时候，需要循序渐进，遵循“先结算再储备后计价，先周边后区域再全球”的路径。“一带一路”以及“亚投行”将会助力人民币由结算货币向计价货币转变，由周边向区域扩散，并推进我国资本项目基本可兑换，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
一方面，通过“扩大沿线国家双边本币互换、结算的范围和规模”。人民币作为结算货币将在“一带一路”区域沿线国家得到极大的推广，而随着人民币结算规模的不断扩大，人民币将会逐渐成为区域性的计价货币，乃至成为亚洲的“锚货币”。
另一方面，《“一带一路”愿景与行动》提出要“降低非关税壁垒，共同提高技术性贸易措施透明度，提高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并“建立健全服务贸易促进体系，巩固和扩大传统贸易，大力发展现代服务贸易”。由于中国在“一带一路”和“亚投行”中占有主导地位，加之人民币的币值坚挺，在推进与沿线国家贸易合作时，人民币将成为主要的贸易结算、计价货币之一，人民币的使用范围将由周边逐步向区域扩散，进而形成人民币的“弱货币区”
